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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报任少卿书》鉴赏

来源:古代文学名篇鉴赏 时间:2019-01-10 22:40:01

《报任少卿书》鉴赏

【原文】:

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,再拜言:

少卿足下:曩者,辱赐书,教以顺於接物,推贤进士为务。意气勤勤恳恳,若望仆不相师,而用流俗人之言。仆非敢如是也!虽罢驽,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。顾自以为身残处秽,动而见尤,欲益反损,是以独抑郁,而谁与语。谚曰:“谁为为之?孰令听之!”盖钟子期死,伯牙终身不复鼓琴。何则?士为知己用,女为说己容。若仆,大质已亏缺矣,虽才怀随和,行若由夷,终不可以为荣,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。书辞宜答,会东从上来,又迫贱事,相见日浅,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。今少卿抱不测之罪,涉旬月,迫季冬,仆又薄从上上雍,恐卒然不可讳。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,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。请略陈固陋,阙然久不报,幸勿过。

仆闻之:修身者,智之府也。爱施者,仁之端也。取予者,义之符也。耻辱者,勇之决也。立名者,行之极也。士有此五者,然后可以托于后世,列于君子之林矣。故祸莫憯于欲利,悲莫痛于伤心,行莫丑于辱先,诟莫大于宫刑。刑余之人,无所比数,非一也,所从来远矣。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,孔子适陈;商鞅因景监见,赵良寒心;同子参乘,爰丝变色,自古而耻之。夫中材之人,事关于宦竖,莫不伤气,况慷慨之士乎?如今朝廷虽乏人,奈何令乃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!

仆赖先人绪业,得待罪辇毂下,二十余年矣。所以自惟,上之,不能纳忠效信,有奇策才力之誉,自结明主;次之,又不能拾遗补阙,招贤进能,显岩穴之士;外之,不能备行伍,攻城野战,有斩将搴旗之功;下之,不能累日积劳,取尊官厚禄,以为宗族交游光宠。四者无一遂,苟合取容,无所短长之效,可见于此矣。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,陪外廷末议,不以此时引维纲,尽思虑,今已亏形,为扫除之隶,在茸之中,乃欲印首信眉,论列是非,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!嗟呼嗟呼!如仆,尚何言哉!

且事本末未易明也。仆少负不羁之才,长无乡曲之誉。主上幸以先人之故,使得奉薄技,出入周卫之中。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?故绝宾客之知,忘室家之业,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,务壹心营职,以求亲媚於主上。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!

夫仆与李陵,俱居门下,素非相善也。趣舍异路,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。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,事亲孝,与士信,临财廉,取予义,分别有让,恭俭下人。常思奋不顾身,以徇国家之急。其素所畜积也,仆以为有国士之风。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,赴公家之难,斯已奇矣。今举事壹不当,而全躯保妻子之臣,随而媒孽其短,仆诚私心痛之!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,深践戎马之地,足历王庭,垂饵虎口,横挑强胡。印亿万之师,与单于连战十余日,所杀过当,虏救死扶伤不给。旃裘之君长咸震怖,乃悉徵左右贤王,举引弓之民,一国共攻而围之。转斗千里,矢尽道穷,救兵不至,士卒死伤如积。然陵壹呼劳军,士无不起躬流涕,沫血饮泣,张空弮,冒白刃,北首争死敌。陵未没时,使有来报,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。后数日陵败,书闻,主上为之食不甘味,听朝不怡。大臣忧惧,不知所出。仆窃不自料其卑贱,见主上惨凄怛悼,诚欲效其款款之愚。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,能得人之死力,虽古名将不过也;身虽陷败彼,观其意,且欲得其当而报汉;事已无可奈何,其所摧败,功亦足以暴於天下。仆怀欲陈之,而未有路。适会召问,即以此指,推言陵功,欲以广主上之意,塞睚眦之辞。未能尽明,明主不深晓,以为仆沮贰师,而为李陵游说,遂下於理。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,因为诬上,卒从吏议。家贫,财赂不足以自赎。交游莫救,左右亲近不为壹言。身非木石,独与法吏为伍,深幽囹圄之中,谁可告愬者!此正少卿所亲见,仆行事岂不然邪?李陵既生降,隤其家声,而仆又茸以蚕室,重为天下观笑。悲夫悲夫!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。

仆之先人,非有剖符丹书之功,文史星历,近乎卜祝之间,固主上所戏弄,倡优畜之,流俗之所轻也。假令仆伏法受诛,若九牛亡一毛,与蝼蚁何异?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,特以为智穷罪极,不能自免,卒就死耳。何也?素所自树立使然。人固有一死,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,用之所趋异也。太上,不辱先;其次,不辱身;其次,不辱理色;其次,不辱辞令;其次,诎体受辱;其次,易服受辱;其次,关木索、被箠楚受辱;其次,鬄毛发、婴金铁受辱;其次,毁肌肤、断支体受辱;最下,腐刑极矣!传曰:“刑不上大夫。”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。猛虎处深山,百兽震恐,及其在阱槛之中,摇尾而求食,积威约之渐也。故士有画地为牢,势不入;削木为吏,议不对:定计于鲜也。今交手足,受木索,暴肌肤,受榜箠,幽於圜墙之中。当此之时,见狱吏则头枪地,视徒隶则心惕息。何者?积威约之势也。及已至此,言不辱者,所谓强颜耳,曷足贵乎?且西伯,伯也,拘牖里;李斯,相也,具五刑;淮阴,王也,受械于陈;彭越、张敖,南乡称孤,系狱具罪;绛侯诛诸吕,权倾五伯,囚于请室;魏其,大将也,衣赭、关三木;季布为朱家钳奴;灌夫受辱居室。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,声闻邻国,及罪至罔加,不能引决自裁,在尘埃之中。古今一体,安在其不辱也!由此言之,勇怯,势也;强弱,形也。审矣!曷足怪乎?且人不能蚤自裁绳墨之外,已稍陵夷;至于鞭箠之间,乃欲引节,斯不亦远乎!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,殆为此也。

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,念亲戚,顾妻子。至激于义理者不然,乃有不得已也。今仆不幸蚤失二亲,无足弟之亲,独身孤立。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?且勇者不必死节,怯夫慕义,何处不勉焉?仆虽怯耎欲苟活,亦颇识去就之分矣,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!且夫臧获婢妾,犹能引决,况若仆之不得已乎?所以隐忍苟活,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,恨私心有所不尽,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。

古者富贵而名摩灭,不可胜记,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髌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。《诗》三百篇,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及如左丘无目,孙子断足,终不可用,退论书策,以舒其愤,思垂空文以自见。

仆窃不逊,近自托於无能之辞,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考之行事,稽其成败兴坏之理。上计轩辕,下至于兹,为十表、本纪十二、书八章、世家三十、列传七十,凡百三十篇。亦欲以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草创未就,适会此祸,惜其不成,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。仆诚已著此书,臧之名山,传之其人,通邑大都。则仆偿前辱之责,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?然此可为智者道,难为俗人言也。

且负下未易居,上流多谤议。仆以口语遇遭此祸,重为乡党戮笑,汙辱先人,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?虽累百世,垢弥甚耳!是以肠一日而九回,居则忽忽若有所亡,出则不知所如往。每念斯耻,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。身直为闺阁之臣,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?故且从俗浮湛,与时俯仰,通其狂惑。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,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?今虽欲自雕瑑,曼辞以自解,无益於俗,不信,只取辱耳。要之死日,然后是非乃定。书不能尽意,故略陈固陋。谨再拜。

【原文出处】:据影印宋景祐刻《汉书》本。

【鉴赏】:

司马迁原是一个开朗乐观、对生活非常热爱的人。自遭“李陵之祸”发后,身心受到严重摧残,精神陷于极大的苦闷。他把一切怨愤牢骚深深地埋藏在心底,不再随便表露。尽管他出狱后受到武帝重用,但这无法弥补他心灵的创伤。他“从俗浮沉,与时俯仰”,只是加紧撰写《史记》。他明知别人对自己有不少误解,也一概不予解释。汉武帝征和二年(公元前91),司马迁完成了《史记》的撰述任务。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已经实现,不必再隐忍苟活了,因此就借复信任安的机会把埋藏在心底数年之久的怨愤宣泄出去,并将自己所受的冤屈、谤议一加洗雪,以便使后人了解他的心迹。从书中“要之死日,然后是非乃定”两句看来,他是估计到了写这封书信的风险而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的。本文是否属于司马迁的绝笔?目前尚难断定,但可以肯定地说,司马迁的卒年与本文的写作时间相去不远。

本文内容极为丰富。按照司马迁的主观意绪来分析,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问题。

首先是向任安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。应该说,任安对司马迁受宫刑以后的心境是隔膜的。他看到司马迁“尊宠任职”,出入不离武帝左右,以为很得志,于是向司马迁提出了“顺于接物,推贤进士”的要求。哪知司马迁当时外表虽然一如往常,内心却非常痛苦。任安的话触到了他的痛处。他本想避而不答,但任安突然获罪入狱,被判了死刑。他觉得不复信将成为永世遗憾,这才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毫无保留地写出来。他先是说明自己不具备推贤进士的条件:“顾自以为身残处秽,动而见尤,欲益反损,是以抑郁,而无谁语。”接着说明自己接受宫刑,违背君子的行为准则,不齿于君子之列,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身分。最后说明自己受刑之前就平庸无能,没有受到皇帝的重视,也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资本。这都充满着怨愤和牢骚,而且一层比一层强烈。至第三层,作者从上、次、外、下四个方面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,实际上是用反语写愤,讥讽汉武帝不辨忠愚,不察是非,因此句句都是刻骨的伤心语和愤激语。

其次是向任安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武帝。李陵战败投敌,沦为罪人。汉武帝后来严加惩处,杀了他的老母。司马迁为李陵辩护,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错定了。这从他下狱后“交游莫救,左右亲近不为一言”的冷漠中可以看出。其实,在这件事情上,司马迁内心有不少委屈。现在,他要实事求是地为自己辩解了。辩解之词,大致是这样几点:、与汉武帝的关系,他是捐家忘业、极诚尽虑效忠的。在武帝面前“推言陵功”,完全是为了“广主上之意”,即宽慰武帝。武帝认为他“沮贰师”,“为李陵游说”,那是出于误解。至于为什么有此误解,只有武帝自己知道。二、在与李陵的关系上,他再三表白,与李陵没有私交,只是根据李陵出征之前优异特达的表现和勇赴公难的决心,钦佩李陵有国士之风。又根据李陵以少击众的情势、殊死奋战的表现和大量杀伤敌人的战绩,认为李陵虽然丧师而“功亦足以暴於天下”,故不致辱国。他这样说,是为了让“食不甘味,听朝不怡”的武帝舒心,同时又想让武帝知道,那些对李陵抱有夙憾的人乘机攻击李陵是不公正的。武帝认为他“为李陵游说”这也是误解。因为司马迁并无为李陵投敌辩护之意,相反地却批评李陵“生降”是“隤其家声”,不只声败名裂而已。这一部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的是非观。他服膺孔子修《春秋》是是、非非、贤贤、贱不肖的鲜明立场。在《史记》中,他以《春秋》为榜样努力这样做了。在现实生活中,他认为也应该这样做。在李陵问题上,他想把那些被趋炎附势之徒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。但是,严峻的现实却给了他惨痛教训。公是公非被强权压倒了。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是非观。他写这封信就是要把这些是是非非的问题公之于众,让后人来作出公正的评价。这正是不屈的表现。

第三是向任安解释为什么自甘受辱,愿意接受宫刑。这也是当时人极易产生误解的问题,司马迁崇奉公羊学。公羊学大师董仲舒说过:“君子生以辱,不如死以荣。”(《春秋繁露·竹林》)司马迁曾在《范睢蔡泽列传》中征引了这句话,说明他对生死荣辱问题的看法,受到公羊学的影响。文中列举的“四不辱”是士大夫行为的准则;“六受辱”是士大夫应当力求避免的不幸。这些有关士节的大事,自己何尝不知道!但是长期处于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地位,受辱实在是势不得已。再说,他对生死问题有着独特的看法:“死或重於泰山,或轻於鸿毛,用之所趋异也。”这个看法与“君子生以辱,不如死以荣”的含义是相近的。含冤受屈地“伏法受诛”,能否做到“死以荣”呢?显然不能。他说:“假令仆伏法受诛,若九牛亡一毛,与蝼蚁何异?而世又不能与死节者比。”既然不能毫无价值地死去,那就只好在屈辱中求生。他知道这样做会引起非议,而现在则可以把隐衷公开了。他是为负重而忍辱,为求得身后的荣名而忍辱,而不是贪生恶死。

第四是向任安解释自己在受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。他痛快地指出:“所以隐忍苟活,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,恨私心有所不尽,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。”所谓“私心有所不尽”是指自己遭受的冤屈尚未大白于天下。所谓“文采不表於后”,是指《史记》尚未完成。他活下来,就是要找一个最后的机会向世人说明李陵之祸的孰是孰非,就是要集中最后力量把《史记》写完。第一个问题,前面已经讲得明明白白,不必再费笔墨,这里主要是讲第二个问题,即讲述有关《史记》的著述问题。他从总结历史上诸多作者著述时的不幸处境和悲愤心情出发,提出了著名的“发愤著书”说。如果细细推究司马迁所列举的例证,有些说法并不符合事实,例如韩非的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并不作于“囚秦”之后。至于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及司马相如的大赋是否也是发愤之作,就更难说了。但司马迁认为“发愤”可以成为著书的动力,著书可以“舒其愤”,可以“垂空文以自见”,还是正确的。“发愤著书”说代表了司马迁的进步的文学观。在封建时代是非混淆的政治环境中,一个有理想的正直文人因为受到迫害而无法施展抱负时,应该怎么办呢?司马迁认为应该“发愤著书”,应该拿起笔来揭露黑暗,批判现实,坚持正确的是非标准和道德标准。这一见解,对封建社会中的进步作家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鼓舞。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有一大批优秀遗产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造成的。司马迁还气魄恢宏地指出了《史记》的著述宗旨: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”这对我们理解《史记》的巨大的思想价值很有指导意义。司马迁实际上是借史的形式全面总结古今的学术文化思想。从中引出国家“成败兴坏之理”,建立司马氏的“一家言”,来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世提供借鉴。

司马迁对自己能够完成如此巨大的著作是感到自豪的,所以他说:“仆偿前辱之责,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!”完成此书以后,他又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多大意义,强烈的耻辱感时时在刺痛他的心,因此结尾部分再次流露出悲愤郁结、冷漠灰暗的心情,与开头部分回环照应,全文的结构几经开合变化,至此又“搏结成片”。

司马迁在写作这篇名文时心情是多么复杂!巨大的沉痛,无比的怨愤,满腹的冤屈交织在一起,而以大无畏的笔调出之。因此披览此文,读者但见一团悲凉愤激之气在纸面上来回滚动震荡,而不可寻其痕迹。要分析这篇名文的写作技巧,那是十分困难的。也许,司马迁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到要用技巧。他只是放任自己的感情潮水顺着笔端流出来。孙月峰说得好:“粗粗鲁鲁,任意写去,而矫健磊落,笔力真如走蛟龙、挟风雨,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。读之但见其奇肆,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。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,至此一大变动,卓为百代伟作。”又说:“直写胸臆,发挥又发挥,惟恐倾吐不尽,读之使人慷慨激烈,唏嘘叹绝,真是大有力量文字。”(《评注〈昭明文选〉》引)不讲究技巧而有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,主要得力于司马迁深厚的艺术素养。本文是他的艺术素养的自然流露,因此最能体现其散文的特色。

首先是文气奇伟磊落。苏辙说司马迁的文章“疏荡有奇气”(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),黄履翁说:司马迁“负迈世之气”(《史记评林》引)。虽然前者指文气而言,后者指才气而言,但两者实际上是统一的。司马迁才高气盛,而又遭遇不幸,发而为文,便有凌厉之气激荡其间。如关于接受宫刑的问题,文中以控诉性的语调提到的有两处。第一处用排偶句式一气灌注而下:“故祸莫憯於欲利,悲莫痛於伤心,行莫丑於辱先,诟莫大於宫刑。”意即宫刑集人间一切祸事、丑事、悲惨事、伤心事、可耻事之大成。一受宫刑,万劫不复;人生不幸,莫此为大。读来令人怵目惊心。第二处便变换了角度和表达方式,改用一个“太上”、八个“其次”、一个“最下”的并列句式,顺势飞流而下,意谓宫刑不仅辱先、辱身、辱理色、辱辞令,而且受辱的程度远过于世上各种刑罚。一蒙此羞,无地自容;人生大辱,莫此为甚。读来令人瞠目结舌。表达角度和方式的灵活多变以及每表达一种意思,即有滚滚滔滔之势,都是文气奇伟磊落所致。

其次是笔端饱含感情。司马迁胸中所蓄积的悲愤感情,如果从遭受李陵之祸(公元前98年)算起至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,是已经有八年之久。这八年中,作者一直是“隐忍苟活”,“而与谁语”!现在一旦开启闸门,这满腔悲愤郁结之情立即倾泻而出。文中诉说自己的不幸,始则云“若仆,大质已亏矣”,继则云“刑余之人,无所比数”,再则云“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,在阘茸之中”,末了却说:“仆以口语遭遇此祸,重为乡党所笑,以亏辱先人,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!”可谓字字带愤,句句泣血,深悲极痛,不能自已,就循环往复,再三言之。像这样一类饱含感情的文句,通篇都是。孙执升有云:“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一腔抑郁,发之于书。识得此书,便识得一部《史记》。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,加上纵横排宕,真是绝代文章。”(《评注〈昭明文选〉》引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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